（三）礼源于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

先秦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礼和俗之间的关系，如《慎子·逸文》云：“礼从俗。”近代以来，随着学界对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方法日渐熟悉并用于史学研究，礼源于俗的看法开始盛行。该说以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及文献记载等立论，为礼制起源诸说中影响较大的一宗。近人刘师培、柳诒征、李安宅等皆申赞此说。现代学者杨宽、钱玄、彭林等学者也赞同此说，并撰文作了论述。

黄遵宪论及习俗与礼的起源时说：“礼也者，非从天降，非从地出，因人情而为之者也。人情者何？习惯也。川岳风区，风气间阻，此因其所习，彼亦因其所习，日增月益，各行其道，至于一成而不可易，而礼与俗皆出于其中。”

刘师培《古政原始论》通过考察冠、婚、丧、祭等礼后称：“观此四端，足证上古之时礼源于俗。”

柳诒征在《中国礼俗史发凡》中论及礼的起源时说：“究其实，则礼所由起，皆邃古之遗俗。后之圣哲，因袭整齐，从宜从俗，为之节文差等，非由天降地出，或以少数人之私意，强群众以从事也。”又谓：“礼非尽循俗也，俗之甚弊，不可不革，而又不能尽革者，则有礼以适其情而为之坊”，“是则缘俗制礼，以礼移俗微眇之意也。”

李安宅先生在《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之研究》一书中论述礼和原始风俗的关系云：

中国的礼字，好象包括“民风”“民仪”“制度”“仪式”和“政令”等等。……根据社会学的研究，一切民风都是起源于人群应付生活条件的努力。某种应付方法显得有效，即被大伙数自然无意识地采用，变成群众现象，那就是变成民风。等到民风得到群众的自觉，以为那是有关全体之福利的时候，它就变成民仪。直到民仪这东西加上具体的结构和肩架，它就变成制度。

杨宽先生对此观点论述颇详，影响也很大。他指出，我国古代的礼起源于氏族制末期的习惯；在氏族制时期，人们有一套传统的习惯，作为全体氏族成员在生产、生活内各个领域内遵守的规范，等到贵族阶级和国家产生，贵族们利用其中某些习惯加以改造和发展，逐渐形成各种礼，作为稳定阶级秩序和加强统治的一种制度和手段。杨先生还对各种礼仪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在学界有着较大影响。

钱玄先生《三礼通论》也有相同的表述，他认为：

在原始社会，经过长时期实践，逐步固定形成一套仪节，其后又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进入阶级社会，统治者利用礼的一部分，作为推行政治的工具，故曰“礼，政之舆也。”（《左传·襄公二十年》）于是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改造制定，以符合统治者的要求。礼的内容也由祭祀鬼神，而扩大到人的一切行为准则，由简单而复杂。

彭林先生《从俗到礼》一文从文献和考古相结合的角度论证了从俗与礼的关系，认为远古时代出现的某些风俗，是礼的物质形式的直接来源；儒家对这些风俗进行了整理，并赋予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使之出现了质的飞越。

另外，阎步克先生在其《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从中国传统士大夫政治角度申述此说：“乡俗则构成了礼的古老渊源。……就是说，后来称为礼的的那些东西源于早期的传统习俗。这样一点，就深刻响了礼的性质”。基于此点，阎先生认为，“由于礼俗分化和礼来源于俗，使得礼制并没有达到法制的那种分化的程度”，“我们认定礼是在分化程度方面居于‘俗’、‘法’之间的一种政治文化形态。”近年来撰文持此观点的学者还有姚伟钧、蔡烽、王晓锋等学者。

也有学者对礼源于俗的观点以及研究方法予以质疑，如陈剩勇先生说：“就古礼研究而言，恐怕没有什么比把‘礼’混同于风俗习惯或以初民社会的习俗与之相比照的危害更大的了。……把礼与风俗习惯等而视之，显然是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