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礼制起源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礼起源问题的讨论，聚讼纷纭，迄今未有定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古代中国的礼的内涵、属性、涵盖范围、特质等充满了复杂性，礼具有多维度、多层面的特征，使得很难对它进行全面的把握，从而为考察礼的起源带来一定难度。

先秦时期，孔子及其弟子对于礼的界说已很宽泛。据杨伯峻先生统计，仅《论语》记录孔子及其弟子在不同的地点、场合、时间所讨论的“礼”字即达74次之多，往往随文随时而解义，前后不一，彼此还有矛盾之处。而《左传》一书论礼者更比比皆是，春秋时女叔齐对于礼和仪的区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已经有人把礼和仪二者混同，对礼的理解并不是那么清楚。考诸文献所云，古代的礼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礼节或仪节，它又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的政治制度与礼仪规范。如大而扩之，古人把礼看作为文明的标志，是夷夏之辨的标尺和人与禽兽之别的标准。

中国礼的独特性以及多维度多层面的特征，使人很难把握，晚近学者对礼的属性和特征的论述也能体现这点。沈文倬先生称礼包括礼物、礼仪和礼意三部分。陈来先生说，“这样一种‘礼’的体系在整体上已经不能说是宗教礼仪体系，但它仍保留传统礼仪所具有的神圣性；它还不就是道德规范体系，但有道德规范的功能；它不就是政治体系，但包含着政治制度框架的安排。可见‘礼’在某种意义上，实为一种政教、德法合一的体系。”何炳棣先生在对中国古礼考察后，把礼分为三个层面：原始祭仪伦理层面、制度文物层面、理论意识形态层面。

第二，对礼的本质和属性认识存在歧异，论者各自依据自己对礼的界定和理解而考察礼的起源，缺少共同的学术界定。因而，论述礼的起源之时，不免各执一端，得出不同的结论。

章太炎先生《检论·礼隆杀论》说：“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礼几乎涵盖或渗透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对于礼的界定古代已说法纷纭，约达10余种之多，由此可见，学者对礼的认识差异颇大。

近人对于礼的界定亦多有歧异。如钱穆先生云：“礼本是指宗教上一种祭神的仪文”，后来则为“当时贵族阶级的一种生活习惯或生活方式，这一种习惯或方式里，包括有宗教的、政治的、伦理的三部门的意义。”杨宽先生认为，礼是礼仪，是阶级社会的统治者对古老的社会风俗习惯进行加工改造，用来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组织和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杨向奎先生把礼分为狭义和广义的两种：广义的礼包括风俗信仰、礼仪制度等等，狭义的礼则指礼仪、礼物两部分。或拋却阶级分析方法而云“礼是敬让观念及其形化与物化”，等等。说法之多，不胜枚举。

第三，各家所站角度不同以及运用的研究方法各异，致使持论不一。

先秦时期，或从人性角度原礼，或从社会演化角度考察，或形而上为礼寻找终极依据，等等。近代以来，研礼各家或从民俗学角度，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理论，或从字源学视角，或用阶级观点看待中国礼的起源而忽视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或广引文征诸古史，或以考古遗存实物论证，寻幽阐微，探究古礼起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每种方法和视角都有其独特之处，可以借鉴之处，然流弊也不可免。

经过对前贤时哲对礼制起源探讨的梳理及初步的回顾，我们感到，以后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我们认为，需要注意下面几个方面。

一，礼制因素的形成在早期文明进程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单纯用一种静态的视角来考察礼制的起源，是很难对包孕丰富的礼作出合乎事实的结论的。从目前来看，对于早期礼制的起源，主要依据考古出土材料来考察礼制的物化表征，进而探索礼制起源。一方面，考古学为我们在探索这一复杂问题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部分的解决了几千年前古人“文献不足”的困难；另方面也应注意，鉴于上述中国礼的复杂性和包孕性等特征，以及中国礼的形成是一动态的过程——时代相继而具有“因损”的继承性和扬弃性，因此，在考察礼制的时候，如何认定早期礼制的物化表征的集合何时具备一个质的飞跃，还需要综合运用各种资料作深入的研究。换言之，礼制的诸多因素在何时形成质变，尚需深入探索。值得注意的是，龙山时代礼制因素的大量出现，社会分层明显，为维持不同阶层和社会的运作产生而出现礼制的诸多“因子”，但是，礼制要素本身都存在着发生、发展的过程，并不是某些要素的出现就标志着礼制的形成。而且，这些要素的起源时间不尽一致，有早有晚，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可以用已知推测未知，向上追溯的路径来探究中国礼制起源。现在看来，中国礼内涵的丰富性决定了中国礼的来源和形成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因此，多元视角来考察礼制的起源，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在原基础上进行研究，庶几对礼制起源能够有所突破。因此，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来探究礼制的起源和演进是很重要的环节。不仅如此，由于礼制体系不仅是外在的礼文，而且是蕴含了精神原则与古人的价值观，因此不仅要探讨礼制体系的形成演进过程，而且还要考察礼制的内在原则精神的形成。

二，重视夏商礼制的研究。

  如果今后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则需要对目前的研究框架进行调整，否则难以深入。目前的研究，主要从考古学角度，严格限定在龙山文化时代，不包括夏代和商代，这固然是由于文献不足的原因，而古代礼制的全面确立始于西周，夏商礼制的情况并不清楚。如今我们抛置夏商于不论，直接探讨史前时代的礼制起源，则不仅出现很大的缺环，而且在研究上很不方便。中国礼的形成是一动态的过程，存在历代因损沿革的情况。如果能将二里头文化和殷商时代加上，不仅情况好得多，也符合礼制起源的实际。